吉普赛女人漂亮吗

二战被德国迫害的吉普赛女人: 扒光取乐再送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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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可谓是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四处流浪,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加之他们恪守其民族传统,刻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被看作是“二等公民”,从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与迫害。而二战期间,他们遭受到了更大规模的迫害,纳粹士兵不仅以调戏吉普赛女子为乐,而且还把他们都送进集中营,最终导致数十万吉普赛人死于非命。

吉普赛人可谓是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四处流浪,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加之他们恪守其民族传统,刻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被看作是“二等公民”,从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与迫害。而二战期间,他们遭受到了更大规模的迫害,纳粹士兵不仅以调戏吉普赛女子为乐,而且还把他们都送进集中营,最终导致数十万吉普赛人死于非命。

二希特勒所宣称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纯雅利安人”的国家,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因此纳粹除了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外,从1936年起,德国的“种族法”已涉及对吉普赛人的排斥,全面性的迫害则是从1942年12月16日开始的。这一天,纳粹德国内政部长赫姆勒斯亲自签署了一份全面逮捕吉普赛人、混血吉普赛人、非德国的吉普赛人亲戚的命令书,它下达给当时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国。吉普赛人因而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他们大部分被关进集中营并死于非命。据估计,战争期间,死于纳粹政*府种族法之下的吉普赛人可能在50万左右。

1944年8月2日晚,纳粹对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内的吉卜赛人展开灭绝行动,杀害了近3000人。自1972年以来,世界一些国家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此外,欧洲各国的纳粹也曾发动针对吉普赛人的驱逐与屠杀,2014年,匈牙利全国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吉卜赛人遭纳粹屠杀70周年。究竟有多少匈牙利吉卜赛人遭纳粹屠杀,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但历史学家估计在5000至7万人之间。

匈牙利总统阿戴尔当天在布达佩斯为大屠杀吉卜赛人遇难者纪念牌匾揭幕。他发表讲话说,当时匈牙利的许多官*员和宪兵等都积极参与了驱赶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悲剧,匈牙利对一事件的发生负有严重责任。德国占领匈牙利后发生的悲剧是当时匈牙利的耻辱,匈牙利人要正视这一耻辱。他说:“我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拒绝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同时表明我们从欧洲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

提起吉普赛人,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印度电影《大篷车》中的场景,那首耳熟能详的主题曲《拉兹之歌》更是曾经传唱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吉普赛人天生就是流浪者,他们最新的引人注目的流浪却来自于法国总统的鄙视和驱逐。2010年7月28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国治安问题,决定在3个月内拆除法国境内非法修建的600多个吉普赛人营地中的一大半,并将“非法滞留”的吉普赛人遣返。在国际社会一片口诛笔伐中,法国人依旧我行我素地执行驱逐政策,法国被推上了道德法庭,人们对吉普赛人的命运再次给予同情。

在淮海战役中,陈官庄战役是收官之战,也是关系国共存亡的关键战役。虽然当时战争结局基本上已定,但对当时战场上的人来说,依旧是瞬息万变。

“赶快起来,来了。”睡梦中,永城县陈官庄村的陈红军被父母叫醒,他听到全家慌乱的叫喊。来不及穿上厚衣服,他就抱起一岁多的孩子,和妻子金秀英一起向村外跑去。他们一口气跑到了四五里外的一片空地里。在这里,他遇到了刚跑出来的家人及众多的乡亲。

这是1948年12月7日的深夜,黑魆魆的田野里一片死寂,只有如刀的冷风劲吹。陈红军感到了彻骨的冰凉,很后悔没有来得及拿上厚棉衣,他只有和家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经夜,冷霜裹白了他们的头发。

好容易熬过了夜晚。黎明时分,大家商议着外出逃难,但却听到了更坏的消息,解放军在外围已经层层包围,挖了战壕,架了机枪,无法靠近;陈红军偷偷地溜回村子附近,发现村寨外已用树桩扎起寨栅,挖了壕沟,士兵架着机枪,不让人靠近。

逃无可逃,全家十来口人被困在了荒凉的野外。所带的一点干粮,早已吃光,七天七夜,饥饿,寒冷,折磨得全家人奄奄一息。忍无可忍之下,全家人决定,与其等着饿死冻死,不如冒险回家,或许还能找些吃的穿的。

很幸运,在寨子仅留的一个小门口,他们借口家中还有老人,居然得到士兵的放行。进入村子,陈红军发现,各家各户已经住满了士兵,连村里的空地上,都满是士兵的影子。最让他惊奇的是,紧挨自己家的陈桂亭家的四合院,戒备森严,看样子,陈家住进的肯定是大官。

陈红军后来才知道,陈桂亭家住进的是徐州剿总副司令员杜聿明和二兵团司令员邱清泉等人。陈红军还听人说,邱清泉极为迷信,他住的陈家四合院里,长有一棵大树,他听人说,四周当中长一木,是个“困”字,他觉得有道理,并认为这是天机,必须砍掉这棵树,方能化险为夷。但是,又听说砍掉这棵树,非得主帅下令才能应验。于是,他便动员另一位迷信十足的军官,请杜聿明下令砍掉了那棵倒霉的树。

“殊不知,后人说,砍掉了树,光剩人了,成了囚字,更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63年后,已是85岁的陈中原分析说。

陈中原所说的四合院,旧屋已毁,新房才建,院内新塑了邱氏砍树的情景,已被当地开发为旅游景点。静谧午后,四合院隐藏在安静的村庄中,毫不起眼。只有尚在的三层门楼,高高地矗立在村子中央,言及是“杜聿明指挥部旧址”。

因率领赴缅远征军而风光一时的杜将军,曾是抗日名将;在东北战场与周旋时,也是风光无限,从1945年10月25日起,他以弱势兵力连克山海关、四平、本溪、长春,迫使百万大军“千里大撤退”,一直退过松花江;1947年,在四平之战中更是大出风头,再次迫使撤退;只是在当年因病休养陈城接任后,才开始在东北不可收拾。

而奔赴淮海战场,杜聿明留在陈官庄的,却是这一无言的尴尬。被俘以后,在长达27年的生活中,他写下的《淮海战役始末》回忆录,坦言了自己奔赴淮海战役的战场是“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他是早已预料到这种结局的。

在他最初的思维里,这场战役不应该是这样的。早在1948年春,杜聿明就向蒋介石建议,集中强大机动兵团,发动主动攻势,集中歼灭解放军某一部,或可挽回败势;得到蒋的首肯后,于9月底制定出“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企图消灭三野一部。这一计划经南京国防部及蒋介石往返磋商后,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实施。

10月15日,杜聿明正上车前往前方指挥部执行这一计划时,突接蒋介石计划取消命令,因辽沈战役爆发,杜和蒋一同去了东北。

15天后,东北廖耀湘兵团完蛋,沈阳危在旦夕,蒋介石才匆忙返回南京,制定出“徐蚌作战计划”,企图在蚌埠附近击破解放军的攻势。

正在葫芦岛指挥撤退的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运的亲笔信,征求他意见的同时,要求他前往指挥。杜答应下来,复信时指出“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但蒋介石似乎还在犹豫,并未按照计划及时实施。除11月3日令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向涡阳、蒙城集结,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集集结外,其余皆在陇海沿线日,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才慌了神下令出动主力,却错误判断解放军欲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令黄维兵团前往营救。

11月8日,成功带领葫芦岛5万军队撤退回到北平的杜聿明,在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吃饭时,获悉冯治安部何沣基、张克侠率部“叛变”及蒋军主力撤退到蚌埠附近时,既诧异又恐慌。他知道,这一计划无疑是失败了。

杜聿明再无心思吃饭:“徐州战场是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他心里清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一年内中共必将统一中国,他们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定“从一而终”、“效忠到底”。

11月9日晚,杜聿明飞回南京,连夜去见顾祝同,获悉主力已退到碾庄,解放军已到运河已东,黄维兵团损失极大。杜问顾祝同:“为什么徐州主力不按照徐蚌计划撤退到蚌埠?”顾答“已来不及了”。

深夜,在回办事处的路上,杜聿明看到南京大街小巷到处在抢米面,警察却不敢过问。他深自痛惜:徐州作战未按计划进行,形成未战而先自溃败丧师的局面。

杜聿明回到家中,希望妻子秀清出面为其请病假,但遭到了妻子的拒绝;无奈之下,次日上午,他去见了何应钦,要求给他拨一辆新吉普车,借口供战场上使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使用,免得抛锚被俘”;午后3时,他又去拜访张治中,探寻国共和谈的情况,得知已无法和谈,倍感失望。

4时,杜聿明匆匆从张治中家出来,前往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参加军事汇报。汇报之前,杜聿明了解到,黄维兵团、李弥一部在策应李延年撤退时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被困于碾庄,诸位纷纷惊叹:“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

在汇报中,杜聿明发现徐州战事如此糟糕,蒋介石却没有指责任何人。他已明白,关系生死存亡的徐蚌作战计划被改变是蒋介石决定的。

杜聿明发现上了蒋的当,但已无路可退,当晚,带着幕僚坐上飞往徐州的飞机。诡异的是,飞机却迷失了方向,等飞行员发觉时,已飞到黄河边,掉头再寻徐州,找到12时还未找到,飞行员发出警报:“还有一个小时的油。”生死关头,却突然发现了徐州。

降落一个多小时后,杜聿明还在想:战事如此吃紧,飞机却误了几个钟头,“真是天要灭蒋!”

杜聿明到徐州后,才发现徐州剿总非常混乱,总司令刘峙和总参谋长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判断,只是被各种情况所惑。杜聿明遇到了同样的处境。

在随后的战斗中,他曾乐观地估计一周之内打到碾庄可解黄百韬之围,但战况出乎意料,解放军战术让其迷惑不已而屡屡失误。

他感到对手的可怕。他的对手是、、粟裕、陈毅、谭震林等五前委。评价淮海战役,曾精辟地概括说:“一口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又说,粟裕在淮海战役中应该立第一功。

粟裕当之无愧。他是淮海战役的战略构想者,还是杜聿明所面对的最主要对手和关键人物。

1948年9月,粟裕致电中央,建议开展淮海战役。和起初对其打大的歼灭战并不完全同意,一直要求其分兵渡江。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粟裕最终说服中央同意其从“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战略布局。

10月23日,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令,准备以华野38万兵力会同中原野战军,分东、中、西、徐州西北四路进兵。

11月6日,粟裕命令开打淮海战役。一切按照他预定的战争轨道进行,军队措手不及,原有部署全被打乱,即使来了智慧多谋的杜聿明,似乎也无可挽回。

对于杜聿明来说,战争越来越艰难,黄百韬兵团被歼,一次次的努力,都背离了他的战略设想。

放弃徐州,终不可避免。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杜聿明前往南京开会,决定29日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30日全部撤离徐州,经永城到蒙城、阜阳地区,解救黄维之围。

11月30日晚,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10个军25个师,加上特种部队等共约30万人,撤离徐州,杜聿明提出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要求各部在撤退中采取“滚筒式”行进,即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逐次掩护,向永城方向滚进,以免被解放军包围。

杜聿明对于撤退的成功比较自信。他只让各部队带够七天的给养、5公里的油料及部分弹药,在到达安徽阜阳之前,中途并不补给。其余剩下的大批武器弹药、被服粮食,被火车运往他处。但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他们在陈官庄被困时,弹尽粮绝。

他的部署未瞒过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粟裕就一直关注杜聿明的动向。30年后,他回忆说,当时他判断杜聿明的下一步动向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固守徐州,一个是突围。

但他判断杜聿明有不待黄维被消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他逃跑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

粟裕判断杜聿明极大可能走第三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就会对围歼黄维的解放军形成反包围,淮海战役就会改写。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顾布局东南的命令,将重点放在了对付杜聿明集团向西南逃跑上。

正当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杜聿明集团包抄过来时,1948年12月3日上午,准备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的杜聿明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一看,知道蒋介石又变了决心,这一举措,在他看来,必将导致全军覆没。他想,如按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但若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又不能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杜深感自己陷入“战亦死,不战亦死”的两难境地,当即命令各兵团停止撤退,召各兵团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派了副司令官陈冰、赵季屏来,邱清泉午后2时才到。

杜聿明沉重地说:“大家再把命令看看,多考虑一下,这是全军生死之地、死亡之道,不可不慎重。”众人对蒋的信件都十分惊慌,却都又默然不语。杜聿明无奈决定执行蒋的命令。

当晚,又接国防部的催促命令。杜聿明深感绝望,全军覆没已不可避免。他很后悔上午的不果决,且召集将领开会又耽误了一天的行程。“现在逃也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我只有一条命,最后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这一天中午,就在他们开会前,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了包围态势。

这一天晚上,全线师被围,邱清泉一补充旅被歼;解放军与军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战斗打到了杜聿明的门口,甚至有两名解放军便衣侦察战士,上到了杜聿明所住的碉楼上。

次日,杜聿明连同他的30万大军,被完全包围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3天后,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遭到全歼;6天后,黄维兵团被歼。等待杜聿明的,是同样的命运。

1947年,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山东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3月6日,电示华东野战军按平均每个月歼敌四五个旅计,在今后10个月内共需歼敌40至50个旅,华东部队自身要准备付出6万至7万人的伤亡代价。5月10日,在给陈(毅)、饶(漱石)、黎(玉)、粟(裕)的指示电中进一步指出:“你处中心关键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27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斗争。”基于此种形势任务,提出必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

1947年下半年,鲁南、鲁中南以及渤海的黄河以南全部被军占领。经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以及胶东保卫战,军队在山东战场的进攻势头严重受挫,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坚持在濒临渤海地区的胶东作战,西兵团则转入外线,准备实施战略反攻。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华东部队的后方机关,鲁南、鲁中南地区部队的许多后勤单位及大批民夫、难民,全部撤退到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需要供给吃饭的人数接近41万。

当时,位于山东东北部,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北,东临大海的渤海地区,是我军在山东战场的主要后方基地和补给中心。在地区狭小,四面遭敌封锁的情况下,既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问题,又要保障前线部队战斗的种种需求,渤海地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为此专门到渤海地区检查后方工作。他在11月16日给刘先胜、钟期光转各部负责人的指示信中,对渤海地区的严峻形势非常忧虑:“我到渤海后,了解此地经济情形,维持至今年底即差40亿元,连同明年上半年开支共需240亿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仅约50亿元,尚差190亿元无法解决。并且,这个预算对东兵团的任何供给都不在内,只包括西兵团之炮弹电料及单衣一套,至于另一套单衣和菜金杂支费,尚待邯郸局以至中央工委设法解决。山东各地由于战争破坏太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渤海、胶东两区顶多勉力自给,鲁中、鲁南则迫切要求渤海资助粮款,东兵团亦要求渤海负责供给至明春,但渤海一地负担太重(每户负担平均占其收入的50%~70%)。现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实已到了不能维持的境地。我们要渡过这一困难关头,只有全党同志共起负责,真正实行精简、节约、开源,不然就如毛主席警惕我们的‘或是散伙,或是饿死,否则无胜利可言’。”

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1947年10月召开的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讲,渤海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是空前的困难”,“目前的10月份便已到了倾箱倒箧的地步,很勉强地渡了过去。我们这一个财政问题既不能走宋子文的道路,又没有外援可以接济,也不能专靠发行票子解决问题”。“既不能等明年生产来解决问题,又不能无穷尽地取之于民,而且相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样的困难,我们如不采取紧急措置,便可招致严重的危险,可能影响到战争的持久,影响到群众的向背,影响到根据地的坚持,搞得不好甚至会垮台”。

华东局工委在1948年1月向中央和华东局作的关于渤海地区整党整财整军情况的报告中,则把渤海的财政困难视为财政危机:“我们到渤海后发现群众负担极重,土改基本未进行,但同时却发现财政危机。”如果继续发行钞票,则必然“影响物价飞涨,不仅妨害土改且有可能发生民变”。

除财政上的困难外,渤海地区在思想、作风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导致和加重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又是摆脱困难局面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上的困难,还会在政治上继续造成甚至扩大不应有的损失。

舒同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也讲道:“我们从财政问题的角度上,充分暴露了党内各种严重情况和严重的思想倾向,例如贪污、浪费、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官僚主义等。这种暴露,使我们有可能认清问题的本质,并由此达到改造的目的。过去报喜不报忧,这次报忧重于报喜,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失去根据而引起领导上的严重警惕。虽然我们的党充满着光明,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这些严重情况,就有可能招致党内危险。”

尽管是战争时期,渤海地区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厚,但一些领导干部仍然贪图享受甚至竞相追求特殊的生活待遇。一些中上层干部的生活,在地方的大大超过了群众,在部队的则悬殊于战士,而且上行下效,竞尚奢华,助长了贪污浪费,引发了群众的不满。贪污问题在少数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出现,有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单位比较普遍。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奢侈浪费现象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没有很好地珍惜人力物力,常备民工太多,既影响了群众生产,也加大了供给难度。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体谅不够,强迫命令,甚至是使役索取,群众负担极重。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紧张,有的甚至比较恶劣。

陈毅在华野后方干部会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给予了十分痛切的批评:“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我们订了一大套制度,发了一大堆命令,发了千千万万的经费和补充品。我们在不断胜利中陶醉。我们看见事情在外面进行得不很坏,我们便放心了,安心睡觉了。我们不去检查,不去过问,以为一切命令和制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脱离群众很远很远,这类现象群众早已看见,早已抗议,可是不能达到我们身边,在半途便被他们下去或封锁住了。”陈毅对一些干部的“排场”十分反感:“许多同志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前呼后拥,表示自己官气十足,这简直是种堕落。”“又例如不少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保持艰苦生活的作风,而自己完全官僚化……诸如此类贪污腐化的严重事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堕落,其形式是公开流行,竞相效法,后方广大人民和党政的努力支前是在替他们造福,前方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是替他们保镖。”

本位主义成为影响很深又难以消除的“顽症”,在人员编配、财物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没有形成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工作作风。陈毅在1947年底作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讲:“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凯,在华东整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渤海地区财政困难的原因有过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分析:“三大方案之前,党内的山头、本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非常严重与普遍的存在着,几次的统一集中的要求,都没有实现或不彻底,都是阳奉阴违,敷衍了事。”

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有些支部已是形式的存在,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变为首长与行政的附属物,说不上什么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很多工作不通过支部,连尾巴主义也谈不上。

顺子:流浪的吉普赛女人(组图)

1973年出生于北京。她的母亲,在得到朋友相赠的两只鸡蛋后,在计程车中匆忙生下了顺子,八个月就等不及的她,第一次打开眼睛斜睁着一眼,看着她的钢琴家母亲。

1979年,顺子6岁,母亲黄爱莲带着她和11岁的姊姊离开北京来到美国。顺子回忆说,当时她还小不懂事,但姊姊却在机场大哭,因为知道从此就要离开那吹黑管的父亲。

旧金山的少年生活,为顺子日后的音乐创作带来极大的影响。不会说英文的她,最爱的是听电台学唱英文歌,即使不懂词意,但她却可以全部背下来,并且记下旋律。自4岁开使便被母亲严格要求学习古典钢琴的她,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极爱唱歌。她听大量的黑人音乐,R&B、JAZZ、SOUL、HIP-HOP,这可能和她周围也喜爱音乐的美国朋友无异,但她却必须独自面对东、西文化和种族差异的冲击。她将这些听音乐的经验,吸收并且融合成自己日后创作和演唱的灵感根基。14岁的时候她开始写了第一首歌,为了她还未开始就结束的小男朋友。

顺子17岁时,转往瑞士EJMA学院主修音乐制作,1992年自组「DUTY FREE」乐团,成为该团唯一东方团员,在美国、瑞士、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及奥地利等国,参加过上百场的LIVE CONCERT演出,此时顺子在演唱R&B、JAZZ、HIP-HOP、SOUL、FUNK及DANCE的功力已为演出各地的专业音乐人士和媒体深切注意。当然还是学生的她,偶尔为了生活,一个人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意大利南边的DISCO,唱她自己很不喜欢的TECHNO,赚取微薄的酬劳。甚至在打工的餐厅里,央求老板让她演出,唱完了再继续端盘子。瑞士的求学阶段,顺子最后以极优异的成绩,两年中将原本五年的学分修习完毕,并且应母校EJMA9之邀,留任该校担任专业音乐教师。1994年坎城音乐大展,顺子的母亲将一卷顺子的DEMO带交给也在参展的滚石唱片,于是开始了顺子与亚洲音乐市场的接触,1996年她只身来到台湾,继续实践她自七八岁时便已决定一辈子做音乐的决心。顺子SHUNZA,一个24岁的女孩,却历经了北京、美国、欧洲和台湾的种族文化差异,漂泊了半个地球却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她流浪的过程其实只为寻找一个能让她安心做音乐的角落;她对人生的不安和孤独,都在音乐中得到了解脱与释放。而她最迷人的部分则完全投射在当她面对音乐、演唱时的诚恳快乐和她执著于实现音乐梦想的自信神采。

都说并不漂亮的顺子是一个真正会唱歌的女人。四年来,从前两张专辑中亮丽、通透而又感人的《回家》,率性的Rap歌曲《Inspirationn》,异国情调的英、法文歌曲《Im not a star》、《Letes approche》,到专辑《Open Up》,顺子一直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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