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怎么样

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死前如何受审

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任达24年之久,最终却与其伴侣一起死在乱枪扫射之下。他的秘密处决,给人们带来了簇簇谜团和绵延不绝的争论,对他的功过评价也呈极大的反差。本文作者蒋本良曾在外交部长期主管罗马尼亚事务,他搜集翻阅各种有关著作,遍访罗马尼亚及摩尔多瓦的书店和图书馆,与许多相关人士访谈,对齐奥塞斯库之死的前后经过作了悉心追索。

1989年末,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严冬的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标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

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索拉!蒂米索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市长丁卡亲自跑到前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

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军心震撼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旨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果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总理曼内斯库、中央常设主席团发员博布、秘鲁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飞机先在斯纳果夫作了停留,曼内斯库和博布在这里下了飞机。22日晨,直升机降落在博特尼。

布加勒斯特医生尼古拉德卡,驾驶一辆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官员伊万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旁边。尼亚果伊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果伊坐在后座,马里安没有再上车。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去么?”这时,尼亚果伊的枪正顶着德卡呢。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果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蒂方向走!”

这时,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运载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车来到弗格雷什蒂乡时,车子抛锚了。在一家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车,他叫尼彼特利索尔。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电视上宣布到外追捕这个牌照的汽车。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蒂市还有七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特利索尔的车,继续往前走。

到了特尔戈维什蒂。这里大批人正在准备反齐奥塞斯库的游行,要到皇宫去。尼亚果伊说:“停车,我去给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着就下车去了。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尼亚果伊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找门路去了。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特利索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问已是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特利索尔说:“往特尔尔维什蒂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彼特利索尔接齐奥塞斯库的意思,把汽车开进了离钢材厂五百米远的这个监察局。在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下了车。这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刚刚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到了他们县,齐奥塞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人们都几乎惊呆了。

走进监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就寻找局长:“局长在哪儿?”监察局总工程师说是去打电话找援助,其实是报告了县警察局。之后,两位县交通警官乘黑夜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带到了警察局,后又移交给对门的军事单位,实际上此时,他们已经被逮捕了。

一起参与反齐奥塞斯库的,有后来担任总结的伊利耶斯库和担任总理的罗曼,还有前第一副总理伏依坎等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耶斯库根据伏依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中队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中队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

司令部院子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齐奥塞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过的夜。打开了车门,齐奥塞斯库走出装甲车。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碴,透出一脸怒气。凹陷的双颊、爬满皱纹的前额和手上,显现出点点块块栗色的老年斑。他把直筒皮帽拿在手上,先理了理头发,再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接着,埃列娜跟着走了出来,也是一脸怒气,好像在说:“怎么能这样?”

图注:1989年是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的最后日子。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暴动,起义士兵和群众与总统卫队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尉,对齐奥塞斯库说:“请跟我来。”约内尔想搀扶齐奥塞斯库,可是他拒绝了。走进司令部门厅,斯登古雷斯库迎侯在这里,他说:“请,做身体检查!”约内尔把齐奥塞斯库带进了医务室。医生量了血压后说:“血压是100—170。”齐奥塞斯库说:’不,这不好。”检查完身体后,约内尔把他们先后带到审判厅。

审判开始了。除了布加勒斯特来的两名军事法官,又从当地部队军官中挑选了三名陪审员。伏依坎作为列席旁听者坐在边上。齐奥塞斯库开始了同审判官的舌战。

审判长:“大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现在已经是新的政权机构了。我们是按照救国阵线通过的新的法律,对您进行审判的。请你起立,罪犯。”

审判长:“我们读过了,用不着你来指示我们读国家的宪法。我们比你更了解宪法,你没有遵守它。”

眼看着齐奥塞斯库不吃任何硬的一套,斯登古雷斯库找来的辩护律师赶紧使用软的一套,想诓住齐奥塞斯库。他说:“审判长先生,请允许我们同两位罪犯联系一下。”

辩护律师:“谢谢。齐奥塞斯库先生,这是您解释您的所作所为的动机的机会。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您提到的机构已经被人民的行动和意志解散了……请您站起来,因为这是合法的法庭,不管您是怎么想的!”

起诉人:“我们面前的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两名罪犯,对罗马尼亚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专断地、罪恶地摧残了罗马尼亚人民。由于他们犯下的以下刑事罪行,我们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屠杀人类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根据刑事第162条;破坏国民经济罪……”

齐奥塞斯库:“我只在在国民议会面前回答问题!我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伪造的!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字!”

审判长:“我们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不仅在场的人了解,我们国家到12月22日为止一直当牛做马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由于你的命令,药品匮乏,人们、孩子们在医院里没有药品而死去,没有食物、没有暖气、没有电灯。你没有想到这个?没有!现在和罪犯齐奥塞斯库讨论一下。是谁下命令屠杀蒂米索拉民众的……”

齐奥塞斯库(蔑视地笑着):“你们去这么想吧!”至于我,”他悲壮地说,“就把我埋在这里,埋在我出生的地方!”

齐奥塞斯库(愤怒地):“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是你们把直升机调来的,不是我!”

齐奥塞斯库:“我不是罪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最高统帅,以后也是!我会在大国民义会和工人阶级代表面前回答问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政变制造者捏造的谎言,他们要把人民拖向毁灭罗马尼亚的独立!”

审判长回来后,站起来宣判:“本法庭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经过秘密协商,一致判决罪犯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死刑并剥夺全部财产,由于屠杀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1989年12月25日。”

埃列娜把一个纸包往桌上一摔,里面是一大堆针药瓶子。她大声斥责说:“那你们还搞这许多名堂干什么?”

齐奥塞斯库愤慨地揭露说:“你们搞这一套审判的骗人把戏干什么?你们早该把我们枪毙了!进行政变的人,可以任意枪杀任何人!”

齐奥塞斯库大声喊道:“罗马尼亚将永远、永远生存下去!无论判徒……罗马尼亚万岁!自由罗马尼亚万岁!打倒判徒!”

(法官退出)激愤不己的齐奥塞斯库说:“这是多大的不公啊!……”他以终终身崇拜的诗圣柯什布克的大义凛然的诗句脱口而出:“宁愿雄狮般地战死疆场,决不做套着锁链的奴隶。”

突然,响起了斯登古雷斯库不容违拗的命令声:“把他们绑起来!先绑他,再绑她!把他们推出去,推到墙那边去!”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一边一个士兵架着拉出了院子。齐奥塞斯库随即哼起了《国际歌》。刚唱出了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他又喊起了口号:“打倒叛徒!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万岁!历史会惩罚你们!……”这时,子弹已向他射来。他趔趄了一下……但是,他没有倒下,反而挺了起来,像是悬了起来似的。然后,像一根柱子似的,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埃列娜中弹后,“啊”了一声,朝前扑倒了。子弹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来。霎时间,硝烟弥漫,他们身后的矮墙上尘土飞扬,地上的鲜血不住地往外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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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看待罗马尼亚工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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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红网看到一篇文章,说苏联东欧剧变旧事。作者称,罗马尼亚工人政权犯了重大政治错误,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就应该不得好死,死有余辜云云,态度颇为极端。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说法不能苟同,也来说一点意见。

罗马尼亚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在那场剧变到来时没有妥协,或者说,守底线的态度坚决一些。和其他苏东国家领导人相比,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情况也有点特殊,他是在剧变中牺牲的。念其一生还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至死不能容忍工人阶级破产、失业,被捕后也没有向西方势力告饶,而是倒在敌对势力的枪口下,我们认定,他最终是作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经济派别)的领导人人牺牲的。因此,他与戈氏等自行交出工人阶级政权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某些同志所谓死有余辜的立场过份了,我们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头话。

在那场剧变中,齐奥塞斯库同志是东欧唯一站出来抗争的人,这是历史事实。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最后生死关头彰显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色,虽然太晚了,但足以证明,他本人最终还是一个工人,而且略高于当时的工人群体的大部分成员。能不能把一个政权的倒台归结为个人,归结为一个工人呢?和英雄史观不同,唯物史观认为,评论历史事件与评论个人应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把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更不能把历史事件归结为个人事件。唯物史观还认为,阶级是政党的基础;一个政党所能达到的水平,归根结底是由阶级成员一定历史时期所能达到的水平规定的。苏东剧变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数数,在庞大的苏东工人队伍中,除了齐奥塞斯库同志,还有几个人能站出来呢?

有同志说齐奥塞斯库同志犯了政治错误,他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死不足惜。一个工人政党放弃基本理论原则,当然是重大政治错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原则,它还有它的实际内容。什么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坚持工人阶级政权。齐奥塞斯库同志并没有宣布交出工人政权。判断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不是看它的政治宣言,而是看它实际采取的政治行为,看它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把放弃理论原则直接等同于放弃工人政权,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西方势力推翻的罗马尼亚政权是什么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西方势力建立的罗马尼亚新政权是什么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说一个为建立、保卫工人政权而死的工人死有余辜,甚至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极尽侮辱尸体之能事,这是站在谁家的立场,为谁说话?灭谁的威风,长谁的志气?这些同志还有工人阶级起码的阶级本能吗?

把齐奥塞斯库同志当死狗打的人,在其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罗马尼亚政权搞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几十年来并没有产生两极分化,发展成果也是普遍惠及劳动阶级。罗马尼亚政权为工人阶级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仅从这些人承认的几点看,这都是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权不可能做,就是想做也做不到的。因此,罗马尼亚政权尽管犯了重大政治错误,她倒台时还是工人政权,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总结这个工人政权的教训。站在巩固工人政权的立场,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教训:一个工人政权仅仅在经济基础上不犯重大错误是远远不够的,在上层建筑上也不能犯重大错误;经济基础上的重大错误可以导致丧失政权,上层建筑上的重大错误同样可以导致丧失政权,而且可能丧失的更直接、更快。苏东工人政权血的教训,应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和珍贵教材。可是有些同志是怎样总结教训呢?他们根本不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根本不提如何巩固工人政权,说这个犯了重大错误的工人政权死有余辜,必然倒台,应该倒台,继而把这个政权的尸体细细展览一番,快意恩仇,就算万事大吉了。按这些同志的意思,一个工人政权如果犯了严重错误,必然十恶不赦;一旦发生了危机,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当冷眼旁观的看客,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楼塌了。这是什么话?!我们以为,这样的立场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立场。

政权是阶级的命根子。从世界历史上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最终确立自己的政权,即确立自己的统治,都经过多次反复,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工人阶级确立自己政权的道路可能更长。在如此漫长的道路上,以为工人阶级政权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不是工人阶级政权,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苏东工人政权的悲壮实践和巨大代价,是国际无产阶级确立自己政权的艰苦历程的一部分。苏东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将在不断地校正错误的艰苦历程中,最终确立自己的政权。

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当年如何监控异见人士

对冷战时期的东欧人来说,反对政府是件危险的事。一旦被打上“异见人士”的标签,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就会对你严密监视,将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美籍罗马尼亚女诗人卡门·布甘搜集了秘密警察监控父亲的大量档案,“拼凑”出自己“不太平”的童年。

30多年过去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撰写的监视报告已重见天日,父亲的那个决定依然在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他当年不那样做,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在美国定居。

我的弟弟卡特林于1983年2月出生后不久,人生中的最大抉择摆在了父亲艾恩·布甘面前:是和母亲一道,继续用那台未登记的打字机打印传单并到处散发,还是孤身前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挑战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的权威?

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年初,父亲和他最好的朋友帕特里卡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酒吧里聚会,一个劲儿地抱怨苛捐杂税,最终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

和父亲一样,以空军军官身份退休的帕特里卡也以修理收音机为业。他们没有想到,那天一起讨论计划的人当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们被捕,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那年,父亲只有20多岁。

1964年7月,父亲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但秘密警察如影子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受够了这种生活的父亲在1965年2月买来指南针、双筒望远镜、抗生素、咖啡因、几个沙丁鱼罐头和一些意大利腊肠。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里,他和帕特里卡逃离了罗马尼亚。他们藏在干草堆里,躲过了秘密警察的搜捕,然后一路疾行,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奔去。

1965年3月2日早晨7点半,两个人又冷又饿,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

父亲被判处11年监禁。他在狱中吃尽苦头,每天戴着重达45公斤的手镣脚镣,每两天只吃一顿饭。1969年1月,刑法被修改,父亲重获自由。

这番折磨似乎让父亲收了心,不久,他和母亲结婚,后来有了我。从表面上看,我们家过得不错,夏天可以到黑海之滨度假,还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家乡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

秘密警察依然在监视父亲。母亲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因为她可能“污染年轻一代的思想”。在婚姻与工作之间,她选择了婚姻,和父亲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的食品短缺日益严重。饥肠辘辘的工人买不到食物,就把怒气撒到父母身上:“你们让我中午吃什么?”排队买面包的人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

每天打烊后,父亲就会长吁短叹。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按照当时的法律,买打字机的人必须向警方登记机器的型号、购买时间和地点,以及购买目的等,以防购买者“用打字机打印诗歌”。

每天晚上,父母用那台“非法”打字机打印传单,在我和妹妹睡着后开着车四处散发。很快就有警察上门,查看传单上的字是否来自我们家的打字机。父亲把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

1983年3月10日,父亲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区。车上贴着审判齐奥塞斯库等内容的标语。在市中心,他一边把传单抛出车外,一边吹着口哨,以引起注意。他甚至把车开到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附近,希望有人记录他的举动,从而让世人知道,“铁幕”后的罗马尼亚人在抗议。

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年一度的“探监之旅”。我们写给父亲的信常被退回。因为父亲在监狱里“表现不好”,我们得不到足够的食品。我们节衣缩食,给父亲寄去炸鸡、苹果和药品等,几个月后被退了回来。

秘密警察配了一把我们家的钥匙,不准我们拉上厨房的窗帘。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我对父亲的感情。

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母亲语带嘲讽地说“历史会铭记他的怜悯之心”,没想到被秘密警察记录下来。30多年后,我们在解密档案里看到了这句线日,父亲出狱。秘密警察根据安装在我们家的了解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洋溢着喜悦之情;我的父亲查看了每个房间,找他的剃须刀和收音机;他把卡特林抱在怀里,逗个不停。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那天我们在凌晨3时45分才入睡,“目标(指父亲)还抱怨说心口疼”。

父亲出狱几个月后,秘密警察记录道:“凌晨1时32分,我们听到有人打算进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那个房间,但房门没开。我们听到有人走开,接着是一阵狗叫声——有陌生人试图进入这所房子。”

骚扰无处不在。我们曾多次接到神秘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在市区的某个地方与其会面,还在半夜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个女人打来电话,要为父亲提供性服务。

我们忍无可忍,决定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我怀揣父亲的坐牢证明,代表一家人辗转到美国大使馆请求帮助。

我成功进入使馆,但出来后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审讯了45分钟。我不停地重复行前父亲教我的话:“我受美国保护,你们不能虐待我。”最后,他们不得不放我走。

为了阻止我们离开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告诉母亲:“罗马尼亚人在富裕、懒惰的资本家掌权的西方,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我们用了11个月办好护照,秘密警察仍未放弃阻止我们离开的努力。他们写道:“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劝阻目标(指母亲)离开。”其中一种方法是让母亲的朋友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这让母亲下定决心离开罗马尼亚。

“你的女儿到了美国会成为妓女……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办理护照的办事员冲父亲吼道,并警告他,到美国后不要把在罗马尼亚的事说出去。

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人到了美国密歇根州。这年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的画面。父亲没有欣喜若狂,而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样做是错误的。”母亲流下了眼泪:“他们只是两个落魄的老人,不该枪毙他们。”我和妹妹载歌载舞,庆祝罗马尼亚革命成功。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解密。11年后,我回到罗马尼亚,搜集了1500页关于父亲的档案。

这些档案显示,1983年母亲在医院里照顾我的弟弟时,秘密警察安排了一个女“病人”进入同一病房。医生和护士都知道真相。不久,女“病人”和母亲成了“朋友”,时常找母亲聊天,然后把聊天内容记录下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问问父亲,他驾车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散发传单时,是否想过家人的安危。

这些档案给出了答案。当年,父亲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在动身前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但他别无选择。

30多年过去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撰写的监视报告已重见天日,父亲的那个决定依然在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他当年不那样做,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在美国定居。

我的弟弟卡特林于1983年2月出生后不久,人生中的最大抉择摆在了父亲艾恩·布甘面前:是和母亲一道,继续用那台未登记的打字机打印传单并到处散发,还是孤身前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挑战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的权威?

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年初,父亲和他最好的朋友帕特里卡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酒吧里聚会,一个劲儿地抱怨苛捐杂税,最终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

和父亲一样,以空军军官身份退休的帕特里卡也以修理收音机为业。他们没有想到,那天一起讨论计划的人当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们被捕,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那年,父亲只有20多岁。

1964年7月,父亲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但秘密警察如影子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受够了这种生活的父亲在1965年2月买来指南针、双筒望远镜、抗生素、咖啡因、几个沙丁鱼罐头和一些意大利腊肠。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里,他和帕特里卡逃离了罗马尼亚。他们藏在干草堆里,躲过了秘密警察的搜捕,然后一路疾行,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奔去。

1965年3月2日早晨7点半,两个人又冷又饿,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

父亲被判处11年监禁。他在狱中吃尽苦头,每天戴着重达45公斤的手镣脚镣,每两天只吃一顿饭。1969年1月,刑法被修改,父亲重获自由。

这番折磨似乎让父亲收了心,不久,他和母亲结婚,后来有了我。从表面上看,我们家过得不错,夏天可以到黑海之滨度假,还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家乡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

秘密警察依然在监视父亲。母亲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因为她可能“污染年轻一代的思想”。在婚姻与工作之间,她选择了婚姻,和父亲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的食品短缺日益严重。饥肠辘辘的工人买不到食物,就把怒气撒到父母身上:“你们让我中午吃什么?”排队买面包的人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

每天打烊后,父亲就会长吁短叹。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按照当时的法律,买打字机的人必须向警方登记机器的型号、购买时间和地点,以及购买目的等,以防购买者“用打字机打印诗歌”。

每天晚上,父母用那台“非法”打字机打印传单,在我和妹妹睡着后开着车四处散发。很快就有警察上门,查看传单上的字是否来自我们家的打字机。父亲把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

1983年3月10日,父亲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区。车上贴着审判齐奥塞斯库等内容的标语。在市中心,他一边把传单抛出车外,一边吹着口哨,以引起注意。他甚至把车开到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附近,希望有人记录他的举动,从而让世人知道,“铁幕”后的罗马尼亚人在抗议。

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年一度的“探监之旅”。我们写给父亲的信常被退回。因为父亲在监狱里“表现不好”,我们得不到足够的食品。我们节衣缩食,给父亲寄去炸鸡、苹果和药品等,几个月后被退了回来。

秘密警察配了一把我们家的钥匙,不准我们拉上厨房的窗帘。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我对父亲的感情。

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母亲语带嘲讽地说“历史会铭记他的怜悯之心”,没想到被秘密警察记录下来。30多年后,我们在解密档案里看到了这句线日,父亲出狱。秘密警察根据安装在我们家的了解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洋溢着喜悦之情;我的父亲查看了每个房间,找他的剃须刀和收音机;他把卡特林抱在怀里,逗个不停。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那天我们在凌晨3时45分才入睡,“目标(指父亲)还抱怨说心口疼”。

父亲出狱几个月后,秘密警察记录道:“凌晨1时32分,我们听到有人打算进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那个房间,但房门没开。我们听到有人走开,接着是一阵狗叫声——有陌生人试图进入这所房子。”

骚扰无处不在。我们曾多次接到神秘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在市区的某个地方与其会面,还在半夜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个女人打来电话,要为父亲提供性服务。

我们忍无可忍,决定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我怀揣父亲的坐牢证明,代表一家人辗转到美国大使馆请求帮助。

我成功进入使馆,但出来后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审讯了45分钟。我不停地重复行前父亲教我的话:“我受美国保护,你们不能虐待我。”最后,他们不得不放我走。

为了阻止我们离开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告诉母亲:“罗马尼亚人在富裕、懒惰的资本家掌权的西方,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我们用了11个月办好护照,秘密警察仍未放弃阻止我们离开的努力。他们写道:“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劝阻目标(指母亲)离开。”其中一种方法是让母亲的朋友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这让母亲下定决心离开罗马尼亚。

“你的女儿到了美国会成为妓女……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办理护照的办事员冲父亲吼道,并警告他,到美国后不要把在罗马尼亚的事说出去。

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人到了美国密歇根州。这年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的画面。父亲没有欣喜若狂,而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样做是错误的。”母亲流下了眼泪:“他们只是两个落魄的老人,不该枪毙他们。”我和妹妹载歌载舞,庆祝罗马尼亚革命成功。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解密。11年后,我回到罗马尼亚,搜集了1500页关于父亲的档案。

这些档案显示,1983年母亲在医院里照顾我的弟弟时,秘密警察安排了一个女“病人”进入同一病房。医生和护士都知道真相。不久,女“病人”和母亲成了“朋友”,时常找母亲聊天,然后把聊天内容记录下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问问父亲,他驾车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散发传单时,是否想过家人的安危。

这些档案给出了答案。当年,父亲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在动身前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但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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